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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09～2010年全國多地普遍進行水價上調之后，新一輪水價調整期再次來臨。近日，國內多地啟動居民飲用水價格調整方案。其中，計劃上調或已經上調的包括上海、廣東東莞、湖北武漢、安徽蕪湖、貴州遵義等遍及東、中、西部地區的多個城市。而在去年，長沙、重慶、廣州、宜昌等城市已經率先完成了水價調整。
價格調整需要公開透明
飲水安全是底線性的民生訴求，對水質的重視客觀加劇了水價上漲的壓力。分析驅動本輪水價上漲的動力，不難發現，除不斷上漲的飲用水生產成本、人力、電力、通脹等壓力驅動外，政策層面的驅動因素不可忽視。
2012年7月起，新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下簡稱 “新版 《標準》”）正式啟用，飲用水檢測指標從舊版標準的35項增加至106項。新版《標準》通過擴充飲用水檢測指標嚴格了飲用水安全標準，而促成指標增加的直接原因，正是水環境的惡化。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我國水污染情況不容樂觀。2011年發布的《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中指出，我國地下水污染正在由點狀、條帶狀向面上擴散，由淺層向深層滲透，由城市向周邊蔓延。
若想改善水質，資金必須保證，比如水廠升級改造就會增加不少成本。而國家發改委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國公共供水企業虧損面為 31%，資產負債率高于50%，整個供水行業經營業績不好，很多水廠難以承受檢測設備和管網改造費用的大筆開支。
水的問題是公共事業，供水系統是民生工程，政府已經加大力度對水質進行改造。住建部和發改委聯合印發的《全國城鎮供水設施改造與建設“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提出，“十二五”期間要在城鎮供水領域投入4100億元，但并未明確資金的具體出處。分析認為，這4100億元需要通過多方面的融資渠道進行籌措，水價調整也是渠道之一。
政府定價很大程度取決于成本。然而，由于信息不對稱、不透明，公眾不理解成本問題或者認為成本“虛高”，導致每一次調價都會變成供需雙方和政府的三方博弈。這就要求價格改革除了要有合理公平的設計，還必須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中進行。
漲價能否促進節約水源？
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推進，我國城市用水量處于不斷增長的狀態，但全國實際可利用水量已接近上限，水資源開發難度比較大。2012年，國家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嚴格控制用水總量。
有業內人士認為，當前通過較高的水價收費，能夠有效遏制居民生活和工業生產中水資源浪費的情況。
中國水務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文珂曾對媒體表示，當前城市供水的定價并不合理，“水價不能僅由生產成本來決定，現在還要以節約水源為目的。”他解釋這一“提價說”是源于中國水質不容樂觀的現狀，包括在很多領域仍然存在較為嚴重的水資源浪費現象，希望呼吁公眾和社會增強節水意識。
根據中國水網的調查數據，中國水價占居民支付比例不到1%，世界銀行報告提出的國際通行標準是3~5%，越缺水的地方比例越高。
王文珂認為，中國也應該按照不同地區的缺水程度來定價，給予服務企業適當的回報，促進企業為社會提供更加優質的水。如有多余可用于平衡流域、生態保護、環境治理，也可以用來給貧困人群補貼，以使貧困人群的水價支付比例仍然保持在1～2%之間，富裕人群可達3～5%，以體現社會公平。
事實上，水價和電價、油價不同，后兩者由國家發改委統一調控，而水價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由于各地水資源條件稟賦差異、經濟發展狀況各不相同，各地的水價應該因地制宜，調整方案難免步調不一。
漲價就能喝到放心水嗎？
提高水價，能保證水質嗎？水體污染來自多方面，源頭污染不說，自來水輸送過程中也會造成二次污染，城市供水管道老化、二次供水管理不規范等原因都會造成水污染。
盡管新版《標準》嚴格了飲用水衛生標準，但我國目前很難保障106項檢測指標的檢測能力。在住建部的城市供水水質監測系統中，全國40多個地方水質監測中心只有20多個具備106項指標的檢測能力。
地方不熱衷于提升水質檢測手段和水平，原因之一是檢測成本高、技術有限，這也是新版《標準》早在2007年便得以確認實施，直到2012年7月1日才真正落地的原因之一。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給水排水分會給水委員會副主任王占生曾對媒體算了一筆賬：“按照新標準，一個水樣做完106項指標的檢測成本在兩萬元左右。”
專家表示，水質改善不是一兩天能夠解決的事情，需要政府、供水行業、公眾合力。一方面，政府部門需要加強監控力量，保證資金能夠真正用到水質提升上；加大對造成水污染企業整改力度，做到“誰污染誰治理、誰失職追究誰”，從根本上杜絕污染；另一方面，倡導并厲行節水，加大宣傳，培養節水意識。供水行業則需要在技術和規章制度上面下功夫，規范供水市場標準，提高技術水平，增強競爭實力。
對于公眾而言，隨著經濟發展，人力、物力成本提高，水價上漲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漲水價的同時，水必須用得安心。
